所有这些论述指向一个目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为政》）。

《天志下》：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法仪》：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兼爱下》：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种强互惠人格的志愿者人群，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在尚贤篇里，墨子多次讲到这种鼓舞人心的政治竞争良好的愿景：……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这就使得古老的信仰更多包含了天赋人权的道理，从而对庶民阶层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但在《墨子》书中，兼与交，爱与利，往往是并举的。墨家的一切学说，落实到最后，无不是一个利字。墨家所说的爱，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她）快乐。

墨子的天志思想直接通向墨家的法治观。墨家兼爱学说正是建立在对人性自利的这种深刻观察之上。因此，巨子即墨者集团的伟大领袖。

值得注意，在战国一直到秦朝，没有墨者反抗秦的记录，所能看到的，却是墨者积极与秦合作。可是，直到晚年，他仍强调：穷人受苦受难，在道德上，我们当然应该要同情他们，要帮助这些活在下层社会的人民。而人之受到惩罚必然基于其已有过非正义的行为，参见 范艾：《地震动摇了神正论》，载《读书》1990年3期。[11] 显然，封建一词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已经丧失其原有含义。

在哈耶克看来，早期的古埃及实行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制度，但这一趋势后来被破坏，导致其十八王朝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18]。冯友兰说墨学非常类似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学说，实际上，墨子在创立墨者政治组织之时，首先将自己的组织创建成一个绝对主权，而自己就自然是这个主权范围内的主权者。

在最高的善那里，人们只面对正义的神灵与人间掌握了最高正义的绝对主权者，因此爱无等差，对父母之爱应当与对路人之爱持等同，反之亦然。五、让我们回到韩愈的困惑中来。庞朴、丁四新等学者都指出，出土文献很好说明了早期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属于朋友之道在墨者文献中，有一些理念与制度设计，已经与秦制完全一样。

因此，秦墨者书中的城旦制度，就是秦的奴隶制。在寂静的西方，那片本来就蔑视周代仁义文化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场建立国家专制主义的狂热运动。而洛克所谓桀纣政府为侵略者，儒家称之为独夫。血缘组织被拆散，人民被集中营一般的连坐制度严格控制，并鼓励互相告密[17]。

可恰恰相反，那些最坚决反对秦制的人，恰恰是素来以温良恭俭让而著称的儒家。李竞恒2012年9月20日于成都狮子山--------------------------------------------------------------------------------[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6—109页。

不过，就在这静悄悄的危机之中，墨者迎来了自己的福音。因此，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其正义的基础与实践，不是在人间追求最伟大的善，而是捍卫最常态的权利与责任，即韦伯所谓责任伦理。

[19] [英]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东、朱之江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所以，到最后，墨者甚至开始赞扬灭三族和奴隶制来了，将其写入《墨经》之中，这不是没有深层原因的。[26] 蒙文通：《儒学五论》选本，自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5—589页。而董仲舒也要求去奴婢，除专杀之威[42]。——《孟子·尽心上》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讲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普遍要求为了更高的自由而取消各类自由主义的自由：克里普斯爵士要求所有官职都是社会主义忠实的党员，政府将被授予无法收回的权力。

这份期望中，难道还不能见到墨者们对秦这个警察国家抱有的浓厚兴趣与深切期待？四、韩愈曾经说，儒家和墨家都是追求仁义，反对桀纣的，可是为什么二者之间会水火不容呢？他想不通，于是感叹：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22]在韩愈看来，儒家和墨家都认同尧舜的天下为公，也都反对桀纣的残暴，二者应该是盟友关系，可为什么儒家和墨家之间势如水火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墨者认为，为了拯救天下，从巨子到普通徒众都必须上刀山、下火海，兼爱天下，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反观墨者主张如果不尚同于统治者，就将遭受五刑的诛杀，不欲民之稍异义，说二者之间如水火不能相容，确实就很好理解了。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承了秦孝公的君位。

[1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22]《昌黎集·读墨子》。血淋淋的脑袋，多么诱人的脑袋。[12]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0页。

霍布斯说：主权代表人不论在什么口实之下对臣民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确切地被称为不义或侵害的[10]。[40] 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1—246页。

可是，这位墨家巨子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表明到公元前380年时，墨者遭遇到一次危机：一场与反法家人物合作失败后的巨大政治灾难中，墨者手足无措，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会了。[48]《孟子·公孙丑上》。

士大夫有议政权之外，也强调民众的言论权。而《墨子·尚同下》中甚至有鼓励告密的内容：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

这种鼓励向专制君主告密的立场，与出土秦律非常相似。显然，这是一种概念的混乱。在哈耶克看来，早期的古埃及实行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制度，但这一趋势后来被破坏，导致其十八王朝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18]。[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95—196页。

蒙文通早就发现，在《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中，多有秦制，他推测这些篇章是秦墨的作品。好的，既然为了兼爱，为了非攻，为了平等，为了人类的永恒幸福，我们自然可以实用一点，采用一些不那么善的手段，去追求终极的善。

云梦秦简律法中就有所谓公室告，如贼杀伤、盗它人等，秦律鼓励公室告，甚至认为，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应该听从[27]。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认为墨者组织的原则非常类似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说，确实不为过。

五、让我们回到韩愈的困惑中来。冯友兰说墨学非常类似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学说，实际上，墨子在创立墨者政治组织之时，首先将自己的组织创建成一个绝对主权，而自己就自然是这个主权范围内的主权者。